我从未见过我的外公，因为他在我出生前就染病辞世。

    我的外婆在我脑海中有些模糊。唯一有印象的是外婆接到我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没得吃，中午玉米渣子里放一点点米，再加上红萝卜烧的饭就是上等饭了，给我外婆碗里总要多盛些米。晚上一锅青菜，然后把只有过年才做的馒头切成片晒干——谓之馒头干，放在菜里一起煮，就是上等佳肴，那个年代别说鱼肉计划控制难得一见，就是自家鸡下的蛋也啥不得吃，来了客人，煮一锅糯米饭或摊一锅薄摊饼，算作美酒佳肴，而这一碗青菜、馒头，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香喷喷的。我的外婆个头很小，人却很慈善精干，满腔的皱纹写满她一生的沧桑。她知书达理、性格倔强，教育子女可有一套，在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告诉她们手不伸人家鸡窝（不偷），腿不伸人家被窝（作风正派），腰杆挺直做人，可见她的为人有着很深的传统思想教育根基，从我母亲口中得知：我外婆生于一家大户人家，嫁给我外公时是因为他有一手悬经济世的好本领，由于我外公医术精湛，名闻乡里，医事日隆，为百姓解除痛苦，深得乡邻的爱戴，求学于他的学生几乎踏跛门槛，为此，凭籍他的聪明和才智，很快富裕一方，那时人们以购置田地为富裕的标志，与现在购别墅、私车及银行有存款为显富的标志一样，我的外祖父一家购了大量的田地，农忙时常请左邻右舍帮助抢收抢种，可在斗地主分田地时却成了剥削贫下中农的罪状，也因为这使他家遭到灭顶之灾。我清楚地记得中学政治经济学课上老师讲过资本家的财产是通过不断榨取劳动的剩余价值所获，又有历史教课书上说，凡长工在地主家干活，受尽了剥削和压迫等等，此乃三十年河东的过去，再看看四十年河西的今天，那些打工一族们受尽了人格的种种不公正污辱，尤其是触目惊心的拖欠工资的报道，又是什么呢？我有些糊涂了。设想一下，我外婆家过去的境况要是推迟到今天，说不定还会被评为致富能手光荣称号呢！想想我外婆家的遭遇，再想想政治，滑稽得好可怕！

    外婆家的成份在土地改革时期划为“富农”。这个“称号”似套在她们头上的紧箍咒，给她家带来了厄运。本来我外婆一家也没干过任何坏事。文革中，没偷没抢而辛苦来的财产全不分清红皂白被别人霸占了，自己住的是又破又旧的房子，尽管当时是党的政策的英明，更气愤的是动不动被红卫兵拉去批斗。戴高帽，挂黑板游行，惨无人道地受尽了各种折磨，人的尊严无休止地被践踏。可如今为什么党的政策不再英明地去把中国荣居十大首富们的财产不明不白地分给我等穷人，难道共产党改姓了，现在别说是他们的财产，就是那些硕鼠贪官们的不良财产，除了公安有正当的理由查抄外，谁敢动它一根汗毛，否则法院的传票和公安的手铐会大驾光临的。那时我外祖母一家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讲话不敢大声，只能用气声发音，做事小心翼翼，连走路都怕踩着蚂蚁而横遭飞来之祸，别人有什么不顺，谁会拿她一家出气。

　　据说我外公在事业飞黄腾达之际，遇上一位红颜知已，产生了一场风花雪夜的婚外恋，这个女人还不及我外婆漂亮，可不知什么原因把我外公的魂都勾去了，并生儿育女，自我外公有了“二奶”，心事不放在事业上，随着开支增大，入不抵出只得变卖家产。且从自家周围开始卖起，为此我外婆气愤极了，她凭一双三寸金莲，数上法庭，直至我外公身染重恙而逝，家境随之败落，我外婆生了两个儿子四个闺女，既要拉扯儿女，又要维持正常生活，可说吃心千辛万苦，两个儿子境培养成人民教师，女儿们都陆续出嫁，二舅也“嫁”也外乡，（后通过他本人的努力，成为学校校长，现已退休）非常殷实的家产也被文革折腾得荡然无存，我母亲姐妹六个都不承认同父异母的姐妹，也从不肯讲，包括外公过世葬礼中，都不让她们到场吊唁。尽管她们极想对亲生父亲丧示哀悼，还是被我舅舅、姨妈们严正拒绝，我舅舅，姨妈们思想极为正统，且父母这种婚外恋之事，儿女们总觉得面子无光，也是社会上认为一种不光彩之事，这些都是我长大后才慢慢知道的，文革中她家还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我那大舅是学校里极有发展前途的人民教师，文革中经不住折磨和惧吓，撒下妻子儿女投河自尽。可悲的是我外公生前曾留下很多古董文物，比如花梨木刻郑板桥的书法匾，面对刻了字的木匾，大字不识几个的婊兄认为这块木料既不做家具，又不好当柴火，于是找来锯子，栏腰锯成几截，成了养小鸡的栏板和切猪草的跺板，一个颇有价值的艺术品就这样废掉了，砸毁的砸毁，散失的散失，特别是有十只大清乾隆年制宫窑小碗，其明如镜，声如馨，薄如纸，透如玉的特点，也在颠流离的文革期间毁于一旦，内情人说这些古玩和文物放到如今可以够他们一家一辈子吃不完用不掉。文革给他一家不仅仅是伤害，留下的是永远忘不掉愈不合的心痛。

   我小时候很喜欢去外婆家玩，每次去最喜欢喝我大舅妈熬的玉米掺粥，那粥黄黄的，粘粘的，香喷喷的，好喝极了，小时候的这种影响，至今无法忘记，几乎影响着我的一生，每有玉米糁粥喝，我绝不吃其它东西，我大舅母也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嫁我大舅，严守妇道，在我大舅去世后，她还正值年轻，劝她改嫁的媒婆说烂了嘴皮，但她终身未改嫁，可见她对我大舅感情多么的专一。她一手拉扯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极不容易，我们去他家没地方睡，常常冬天用稻草铺地上打一铺，我与婊兄们睡地铺上，听他们讲故事，说笑话，开心极了，也只有这时，那些比我大的婊兄们把绷得紧紧的心统统释放一下。而夏天也就在晒谷场上放上桌子，我们睡桌上，周围用一种蒲草花点燃驱蚊，或闹得天翻地覆，或聊上一夜，我外婆家屋后是一个很大的池塘，河里长满河芙，秋天，我们取出洗澡用的木盆做成小船，划到河中央去摘菱。每次收获多多，摘菱远比吃菱乐。夏日炎炎，几个小孩在她家后竹园地里纳凉，喝着冲泡的霍香茶，心里凉凉的，那段日子是我童年最值得怀念的日子。

    我的婊兄们人品口碑都是相当好的，在当地常常被别人翘着大拇指称赞，在生产队干农活是村兵，可就是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近邻的姑娘们没有一个敢看上他们的，姑娘们的择偶标准是谁富就不嫁给谁，只要是贫农，嫁他没商量，绝不像现在的择偶标准，必须具有一定和经济基础，如房子，车子，票子等等，时代不同了，姑娘们如今只爱“人民币”，“人民币”能给他们“性”福，那个时代贫穷很吃香，谁穷谁牛，就像现在的权贵说起话来口气很大，起那儿风光那儿，子女们也跟着沾光，意气风发，娶嫁不费半点力气，可我三个婊兄婚姻上成了老大难，家里人都很着急，可急有啥用，人好有啥用，尽周折，有两个婊兄才远“嫁”他乡，另一个婊兄讨了一个外乡的老婆，总算了却了一番心思，虽说他们都是高龄相信国家晚婚晚育号召的，而实际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呀！

    我的外婆去世时很惨的，由于重病无钱医治，长期卧床不起，身上有了褥疮，奇臭难闻，过世那天，儿女和晚辈们都不敢哭，夜里偷偷地埋在很远的荒地里，也未举行任何吊唁仪式，为何，就是因为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能享受那怕是最低等级的吊唁活动，直到一个月后，按当地的风俗习惯称“六七斋”，才简单在搞了一个仪式，当然绝不好请和尚道士来做斋了，且我外婆死时连份遗照都未留下。

    他们家的灾难还远不止这些，可怜我那二婊兄，人极为憨厚老实，好不容易谋了一个出大力流大汗的搬运工作，风里来雨里去，幸福生活没过上一天，为了把原先破得不能再住的房子翻新一下，硬是起早贪黑，夫妻俩去几里外的河床里把建房所需数百跺砖头一个一个地运回到家，房子建好不久，在一次事故中丧了性命，家里的顶梁柱倒下，全家坍塌了，单位里只赔了几千元钱，答应他儿子中学毕业后去单位下属的小厂里工作，草草了事。儿子中学毕业，那个小厂也破产，十八岁的他只好出家做和尚混饭吃，种种打击，我大舅母气得得了老年痴呆症而辞世，家里只剩我那遗孀婊嫂，一人顶天立地，坚持烧我外婆家的香火。

　　记得我三婊兄，原是生产队里的养蚕能手，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后，被安排到县染织厂工作，去时生产队里舍不得他走，去厂里报到那天，人事主管问他有什么特长，他老实巴脚的说，我会养蚕。人事管笑着说，厂里可没蚕养，只有布织，于是他被安排做了一个经纱工，由于他勤劳本分，不久就当了经纱组长，且多次被评为先进，就在他人生有重在转变渐向好的方面发展之际，企业倒闭了，他成了百万下岗大军中的一员。

　　我外婆家人一直坚信凭自己的一双勤劳的双手过上好日子，可政治的原因使她们的这种梦想成了失望。他家人全家向善，未能有主点滴善报，难道是苍天无眼？说这些，如今对她家来说似乎还隐约有一种钻心的痛。

                                   2003年11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