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

　　你来信说要把书法当个“大事业”。甚至抛家舍业，要“穷毕生之力，一定要搞出点名堂来”。我不知你说的“名堂”究竟是什么，但这不顾一切的“彩票工程”，我认为十分危险，万万使不得！

　　你的字写得不错还“多有困惑”--我看这困惑不论是“书法取向上”还是“现实际遇上”，根子都在“思想认识上”的完全错误。你想靠书法“谋生”，我以为更是水中捞月钻冰取火。虽然现在也有“靠书法吃饭”的，但应该看到“写好字”和“吃上饭”其实一定是两股道--各有各的诀窍。不妨想想那些名声显赫的大家，有哪一个工资是书法发给他的？

　　古今大书家可都不那么“专业”，不要以为人家也像咱一样心里只有写字，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真理想大怀抱。鲁公要做忠臣、东坡不愧文豪，毛泽东要打仗救中国，郭沫若要写作、学问有创造。我们写字的都佩服于右任--但只见他草书写得好，却不知道这位光绪举人、南社诗豪，志向却是思想启蒙和社会改造。他创办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又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还创办、主编过几家影响极大的报。他还曾执掌上海大学，又历任交通次长、靖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还兼着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等，……如此繁重的政务、大业，你说书法在他的人生份量能占多少？

　　再举一个“俺们称作书法家”的马一浮的例子。他16岁应县试就榜首夺魁，而鲁迅周作人哥俩当时才是三十几名的排号（据《知堂问想录》）。之后，湛翁先生到上海学英、法和拉丁语，还与马君武、谢无量合办《翻译世界》。21岁他就留学北美，研究西欧文学，还写了《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后又游学德国学德文，还带回了德文版原汁原味的《资本论》。不久又留学日本，研究西方哲学。191年前后大力宣传西方进步思想，支持辛亥革命。之后就潜心考据、义理，研究古代哲学、佛学和文学。他一生著述宏富、建树博大深厚，大哲学家熊十力极少称许别人，但他对马的“道高识远”却佩服得五体投地（《十力语要》卷二《与贺昌群》）；当代已故哲学大师贺麟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 现在社会和学界都一致公认，无论儒学、理学、佛学、哲学，马一浮都不愧“一代宗师”的称号。可惜咱这些写字的却只看到他的书法篆刻，还常为他是“书卷气”还是“山林气”斤斤计较……。蠲戏老人的学问，咱是读不懂的，诸如《太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这类书名，也不用全都照录了，但由此可以想见，比起做学问，他老人家眼中写字又能算个什么！

　　……这些例子都表明：一，书法本不须用毕生精力来伺候也搞得好；二，倘说境界，恐怕也是书法之外才更开阔更崇高；三，假如真把这些人物圈起来只准他写字论书，那才叫请君入瓮还要架在火上烧！

　　书法古来就是“小道”，现在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五四以来的有识之士，都主张青年宁肯鲁莽粗糙一点，也不要成为古风翩然、国学负担沉重的“斯文人”，更不该在毛笔文化中把青春热血全耗掉；余秋雨写《笔墨祭》，把书法比作“舒适的庭院”、“宁静的港湾”--当立志于社会改革的“弄潮儿”和“跋涉者”，一旦耗尽了斗志、失却了目标，最亲近最自然的归宿，就是在书法这个“收容所”里寻找慰藉和躲避喧嚣。我认为这个比喻道出了实情和本质。当初参与创办《新青年》的风云青年沈尹默，后来做了整天谈论“内擫外拓”的寓公，咱送他“大书法家”的称号，你说他心中是失落、苦楚还是光荣、骄傲？当然，写字能为“稻粱谋”，在当今已有可能，也没什么不好；但“非是磨墨墨磨人”之后，万一啥也“谋”不到，这困惑可怎么消、往后的日子还怎么熬！

　　说这些，不是故意贬低书法而是还它原貌。真把写字当个天大的事，于客观不符，于主观不利；倘若还要靠它来“赌一把”，那结果一定是倾家荡产赔个底儿掉！书法本是个轻松的乐事儿，如果只为提按起落就搞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境界既不算高，于人生也不见得是啥好征兆。

　　不陷那么深，事情就简单了--咱就这么点儿本事，那就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把书法做好。平凡的小事儿，未必就不值得认真对待，常常动笔琢磨，思想和技艺也会有提高。方向不方向的，从来就不是殊途同归一条道。只是时时须记取：认真了也还是小事，成功了也没啥值得狂傲。

　　综上，我建议你马上从“书法的困惑”中解脱出来，赶紧找个工作，孝敬父母、善待妻小。把写字做个爱好，常有些进步就很不错了。你的困惑是“人生的困惑”，其根源，也许就是把书法的性质估计过高。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生活有着落；假如还想对社会有贡献，常读读书、看看报，你就会发现世间万事，哪一件都比书法更紧迫、更重要。

　　祝你全家幸福再不烦恼。